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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国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违宪审查[21]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合宪性审查命题时，不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其后的学界探讨，都集中在怎么审查规范性法律文件方面，违宪审查的政治功能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是由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求真务实的。

[4]此处言及的反复多次提起明知无正当理由分别包含纠缠恶意起诉之意旨，那么，二者是否等于重复起诉？另外，重复起诉属于欠缺权利保护必要性的传统情形之一，其与上述论断中的缺乏诉的利益同义，[5]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重复起诉构成上述论断中的滥用诉权？ 其次，在规范层面，行政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过于原则化，解释空间极大。若选择行政行为个别违法性说，则只要对《行诉法解释》第106条予以准确理解、适用即可。

1.实体法本质论与诉讼法本质论之主要学说 实体法本质论主张诉讼标的属于实体法概念。同时，对于系争行政行为是无效抑或可撤销，在起诉时难以明辨。[7] 参见曹长海诉北京市东城区政府行政征收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826号行政裁定书。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追加、变更上述违法事由，且应尽可能穷尽所有违法事由。2.恶意诉讼、无理缠诉与行政重复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正确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严格规制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等滥诉行为，规定了在认定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情形时，应当从严掌握标准，要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周期、目的以及是否具有正当利益等角度，审查其是否具有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主观故意。

又如，在满足当事人同一性的前提下，重复起诉有狭义与广义之别：前者以诉讼标的相同为前提，后者则包括诉讼标的相同、诉讼标的不同但主要争点具有共通性两种情形。（三）行政重复起诉与相关概念辨析 1.滥诉与行政重复起诉 作为行政诉权的要件之一，权利保护必要性（狭义的诉的利益）是指，当事人的请求具有足以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对其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和必要性。〔86 〕 目前我国仲裁机构数量庞大，但各仲裁委员会的业务量以及去行政化的程度可谓参差不齐，这也决定了對于全国仲裁机构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根据仲裁机构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不同的计划。

虽然《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也强调：仲裁委员会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然而，仲裁裁决问题的解决，从外部监管层面而言，需要改进与完善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从内部因素层面而言，则需要去除我国仲裁机构的行政化。3.回避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仲裁机构仲裁员的构成中，专职律师类的仲裁员的比例最大。（四）仲裁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与登记机关宜为司法行政部门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3条、第5条与第8条，设立社会服务机构，应先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再经登记机关登记。

因而仲裁机构的监督机关并非必须存在。〔49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2月31日下发的《完善仲裁意见》中，确立了仲裁机构非营利法人的地位。

然而，深圳国际仲裁院的改革仍需要完善。首先，作为仲裁法所规定的仲裁机构的登记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相较于其他机关，诸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民政部门等，对仲裁机构的业务更为熟悉;其次，民法典也不排斥司法行政部门作为非营利法人的业务主管单位;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仍应对仲裁机构的设立作出实质审查。内容摘要：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大多数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至今仍是参照事业单位。经济合同法废除了仲裁前置的做法，确立了仲裁一次裁决的制度，但当事人若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北仲作为我国仲裁机构去行政化改革的先行者，其模式却是难以复制的。先裁后审阶段主要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经济合同法的施行为止。上述两条进路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立法进路更适合我国仲裁机构的转型。另一方面，仲裁行政化容易导致地方保护，从而影响仲裁裁决的公正性。

〔48 〕基于仲裁机构非营利性的机构属性，其当然不是营利法人。因为仲裁法、《社会服务机构条例（草案）》均处于修改阶段，这为在立法上明确仲裁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的职权提供了契机。

2019年11月8日，上海仲裁协会正式成立。根据《事业单位改革意见》，我国将逐步对现有的事业单位进行改革。

〔6 〕只裁不审阶段主要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止。笔者认为，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仲裁机构，应设立理事会、秘书处、监督机构，分别对应民法典第93条与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16条第1款 〔82 〕所列举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中国仲裁协会的成立，可对各仲裁机构进行有效的行业监督，并作为司法监督的有效补充。其次，根据《深圳国际仲裁院条例》第10条 〔24 〕与第17条 〔25 〕，深圳国际仲裁院的理事长与理事仍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任命和聘任，在实质上仍未摆脱行政化的色彩。〔34 〕可以说，仲裁法基本否定了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审查的权力，从而将仲裁制度置于法律监督的盲区。实务界与学术界对于我国仲裁裁决的公信力也颇有微词。

小改模式即坚持仲裁机构为事业单位的现有前提不变，而只是对其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改革，从而实现仲裁机构的去行政化。事业单位模式下，行政机关对于仲裁机构的设立拥有极大的话语权，这就导致了仲裁机构行政化色彩浓厚，偏离了仲裁机构民间性与独立性的本质属性，也引发了仲裁机构内部治理体系混乱与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5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我国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现状予以分析与检讨，并对其法律地位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予以探寻，以期对仲裁法的修改有所助益。进入专题： 仲裁机构 社会服务机构 仲裁公信力 。

该方案只是为了解决机构成立初期的困难才规定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管理，本意并不是要把仲裁机构当成事业单位，但许多机构有意或无意就把它当成实际的事业单位。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仲裁机构的领导由行政官员兼任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法院对仲裁案件的司法监督。

（一）参照事业单位 仲裁法制定时，其草案第10条规定：仲裁机构是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法人。大改模式的观点则认为，仲裁机构应从现在的事业单位直接向社会组织转型，因为个案中的仲裁权不来自国家授權，仲裁机构不是代表国家作出裁决。我国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改革，在摆脱了行政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其脱离了有效的外部监督，中国仲裁协会的成立就更显必要。仲裁委员会在对相关案件作出裁决时，可能或多或少会保护本地企业，从而引发其他主体对仲裁裁决的质疑。

〔92 〕但在我国仲裁实践中法律适用错误和事实认定错误还较为普遍的情况下， 〔93 〕如果现在贸然放开对仲裁机构设立的审查，极有可能引发大量仲裁不公的现象。〔67 〕有观点指出，社会服务机构本质上就是从事公益性服务的事业单位，只不过为了规范管理，现在统一规定事业单位只限于国家举办的公立性组织，而民间私人捐资兴办的非营利组织就称之为社会服务机构。

关于仲裁机构的理事会，基于仲裁机构特殊的职能，应对其成员的准入作出一定的限制。有观点就认为，仲裁机构不应完全与行政脱钩，应该尽力争取政府的支持， 〔11 〕而将仲裁机构定位为事业单位无疑是得到政府支持最名正言顺的途径。

为了更好地实现仲裁裁决的公平性目标，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应作出改革。基于公共利益的抽象性，自仲裁法施行以来，我国法院以违背公共利益为由撤销仲裁裁决或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并不多见。

〔30 〕在2008年8月11日中央编办印发的《关于事业单位分类试点的意见》曾规定事业单位公益三型，是指提供的服务具有一定公益属性，可基本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事业单位，这类单位实行经费自理，自主开展公益服务活动和相关经营活动。2019年7月，广州仲裁委员会连续两任主任相继因涉嫌违纪违法被有关部门调查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仲裁行政化增大了腐败滋生的风险，可能导致仲裁裁决的不公。〔56 〕虽然民法典总则编第三章第一节的规定原则上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法人，但该节的规定存在着大量参照公司法相关条文的情况， 〔57 〕对非营利法人的指导意义不大。如果当前我国各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能够体现出公正性，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改革也就并非刻不容缓。

（三）仲裁机构治理结构的应有之范 法人是法律的构造物，想要获得并维持法律上的生命，其内部结构就必须遵守设立人以及法律制度的安排，即法人必须有相应的治理结构。〔79 〕但根据民法典第93条，捐助法人应设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

〔31 〕仲裁法的起草人之一费宗祎就认为：设区的市都可以设仲裁机构没有必要。立法机关相关人员指出：对于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或者可能出现的其他法人组织，如果符合非营利法人的特征，可以归入非营利法人。

一方面，由于仲裁机构存在行政化的异象，仲裁委员会的领导干预个案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仲裁员不能完全独立地作出公正的裁决。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仲朝着专业化与去行政化方向的发展。